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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亞社編按：台灣「光啟文化事業」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出版由陳聰銘博士所著的「懷仁叢書」系列第十四冊《中梵外交史：兩岸與教廷關係（1912-1978）》。本文為天主教歷史學者古偉瀛教授就該著作之短評。
梵蒂岡外交政策有其獨特性，因為她既入世又是超越，她是世界天主教信仰的最高領導，對全世界十多億的天主教徒有影響力。依據外交慣例，如果一個國家中駐有教廷的大使，該大使就自動成為該國外交使節團的團長，以顯示對梵蒂岡的尊重。這種慣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教廷與中國互派外交官時就產生了困難，因為當時中華民國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，但全國信仰天主教的人並不多，若教廷大使一來華，就成了駐中華民國外交使節團團長似乎不太容易被接受，因此，中梵建交後雙方互派的使節為公使層級，避免了尷尬。
當然中梵之間的來往關係要比上述事件複雜得多，因為從明末天主教再傳入中國以來，當時的海上強權葡萄牙就有「保教權」，控制來華的傳教人士及活動。隨著葡國勢力的衰退，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後，「保教權」由法國取代，在中國的傳教士得到法國的保護。羅馬教廷雖然想設法收回「保教權」，而中國方面也很想直接與教廷打交道，但終清之世都因法國的強勢而未能成功。
進入民國時期，雖然政治上紛紛擾擾，但在外交上也一直繼續著清朝末年的政策，亦即進行所謂的現代政府的構建（state-building）工作。對於與梵蒂岡的外交，中國也繼續努力想解除法國「保教權」的壟斷，仍然遭到法國的強烈阻撓。
教廷於一九二二年派了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教來華，直接代表教廷，進行一些提升國籍神職地位及尊重中國主權的措施，但仍免不了法國的干預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，歐美各國放棄不平等條約後才罷手。教廷與中國的通使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年初才由中國單方面派使，中梵首次雙方派任公使要到一九四六年才實現，然而，其時中國已面臨內戰，局勢動盪。在無神論的共產黨逐漸取得中國政權的過程中，中國的國籍主教有不少帶領所轄區內的修生，逃離大陸，欲保存元氣。而教廷駐華公使雖不願離開羊群，但不久也在一九五一年被驅逐出境，來到香港，一年後，以台北的郭若石總主教晉牧為名，轉進台灣，並留在台北，公使館亦隨之遷移。
由於美蘇的冷戰，中共的鎖國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教廷關係一度提升到大使層級，但在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後，教廷為了與中國大陸改善關係，梵蒂岡駐台的層級降為臨時代辦，直到今日，教廷成為台灣唯一在歐洲的邦交國，而教廷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仍在談判中，氣氛時好時壞，傳言甚多，但仍因主教任命權等關鍵性問題，未能解決。
由此可見，中華民國成立以來，與教廷的關係相當複雜，也是外交史上極為獨特的現象，研究起來相當不容易，不但跨國，而且在史料上也有中、英、法、意及拉丁文等語種，令人望而卻步，然而陳聰銘博士卻勇於處理此棘手問題，值得欽佩與慶賀。
陳博士為法國里昂第二大學歷史學博士，博士論文討論耶穌會在台灣的發展，獲得法國優秀漢學論文獎。近年來一直對於中梵關係有極大興趣，本身又通曉英、法、中等語文，並吸收意及拉丁文資料文獻，因而能旁徵博引，冶各方史料於一爐，將百年來教廷與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史整理爬梳，花了近十年時間，積極查詢收集資料，奮力撰成此書。
此書有三大特色：一是史料蒐羅宏富，各種不同語種及立場之文獻均盡力蒐集；二是採取盡量客觀的國際政治視野，希望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，以事實為本進行論述；三是處理一些當時敏感性的議題，例如：抗戰時期，中、日與教廷建交之競爭，宗座代表蔡寧之角色，大陸「三自運動」及愛國會之成立，梵二會議後之兩岸與教廷之關係，台灣教會與政府的反應等，此書均有詳盡分析，娓娓道來。
本人在此書付梓之前，有幸先睹為快，深覺此書立論深入淺出，視野宏闊，是一本很值得一看並參考的外交史。閱讀之後，得到許多知識，也對中梵複雜的外交關係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開卷有益，此書尤其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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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：古偉瀛，國立台灣歷史系名譽教授。
【完】來源：《天主教周報》第375期第17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