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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的使命，就是要將基督的福音傳播出去。最近不知什麼原因的觸動，我重新慢慢閱讀黃懷秋教授的《十字架下的新人：厄弗所書──導論和默想》，以及《伴你讀保祿》兩本小書。回到初期教會宗徒們所面對的環境與挑戰，想像保祿如何掌握各個地方教會的現況，勇敢地提出看法並鼓舞信眾。隨著福傳志業的拓展，《厄弗所書信》裡，保祿（姑且不論該書信是否是保祿本人的作品）開展了一個更寬廣的教會觀，讓我們看到宇宙性的幅度。
福音和書信裡的訊息是那麼樣的鮮活，就像在分析、處理自己生活裡所遭遇的困惑和不安一樣；既不是空話也不是理論，而是摻雜著柴米油鹽的種種現實重擔。想想當時的交通條件，紛雜的文化傳統，政治的壓迫及種種認同與利益的糾葛，福音的傳播阻礙重重；但宗徒們的熱火在聖神的引領下，不斷向外邦宣講，穩固並擴大基督的王國。如果說教會的存在即是為宣講基督的福音、持續執行天主的救恩計畫，應該不能算是太離譜的論斷吧！果真如此，教會若不再有宣講福音的能力，或福音傳播的管道喪失了活力，那應該是教會危機的明顯信號。我對台灣天主教會，近20年來在傳播媒體事業方面的表現，有過幾次非常沈痛的發言，但似乎看不到一些比較積極的回應。
1980年代初我曾在光啟社服務，擔任丁松筠神父的中文秘書；同時也曾為羅光總主教創辦的《益世雜誌》撰文。大學時代，我是《現代學人季刊》（1961年趙雅博神父、牛若望蒙席創辦）、《現代學苑月刊》（1964年羅光總主教發行、項退結教授主編）的忠實讀者；1974年兩刊合併改組為《哲學與文化月刊》，我和其中的若干師長與編者，有更多的交往與互動。加上輔大神學院的《神學論集》，我非常感佩當年許多的主教、神長們，他們不但勤於寫作、論述，也對思想的傳播以及對主流社會的動向，都有主動介入的決心與掌握。1963年創立的《見證月刊》，因應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的變動，以「關心現代，尋主事天」為目標擴大了它與社會對話的版面。第一次政黨輪替後，2004年《人籟月刊》創辦，和台灣社會互動的介面更大了。我是這兩份雜誌長期的讀者，也為其撰稿，可惜二者都先後在2014、2015年停刊了。儘管如此，我認為這兩份由外籍修會（聖母聖心會、耶穌會）支持的刊物，仍是教會面對台灣內部、兩岸關係、國際情勢劇烈變化的時代裡，最令人感佩、動容的媒體表現。
經營媒體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除了經費，內容吸不吸引人？撰稿者的邀約、讀者的服務、市場流通等等都是艱鉅的任務。我創辦過《山海文化雙月刊》，目前仍持續推動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出版工作，深知其中的甘苦辛酸。
不過，以台灣近30萬的天主教友、7個教區以及那麼多的文教、醫療、社會機構，卻無法支撐一個像樣的媒體事業，實在無法接受。同樣受到媒體環境的嚴重衝擊，基督新教各教派，仍有多處保持活力的書店，電視媒體上也有自己穩定的據點。佛教在這一方面的表現，更令人刮目相看。偌大的大台北地區，天主教會只剩下忠孝西路一段的聖保祿書店，我每次逛街買書，看著胖胖樂觀的陳修女，敬仰之心深處仍不免有淚。
這是整個教會（當然包括我們自己）要去嚴肅面對的問題，大家必須共同找回初期教會傳播福音的熱火，「據說」明年要再一次召開福傳大會，「打聽」之後大略知道這次大會將分三個階段：
1.今年（2019）10、11月的「堂區會議」。
2.明年（2020）3、4、5月的「教區會議」。
3.明年8月「全國福傳大會」。
時機的選擇和「由下而上」的做法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不過，「由上而下」主教團本身也有許多應該負起的責任，整體教會的走向、核心議題的設定，都必須藉更廣泛的討論、反省主動積極提出議案，至少媒體傳播事業這一題，應該在這次「福傳大會」上徹底檢討，做出有效的決議。